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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问津,八路军两遍设下伏兵将日军打大巴圆

2019-05-13 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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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作战方式分析时间:2015-09-06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本文字数:7199字 图片 2

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将领,起初确实有过一段团结御敌、一起抗日的蜜月时期,其中尤其两党的高级将领之中,如朱德和卫立煌、刘伯承和汤恩伯等人。

立马太行——刘伯承元帅精邃的战略思维

  长期以来,一些着作在论及抗日战争时经常会有这样的笼统表述:华北的八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八年的敌后游击战。有人产生一种误解,即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作战方式均为游击战。其实,敌后游击战是从战略上讲的,从战术上讲,八路军作战方式以游击战为主,亦不乏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如在抗战之初[1],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作战方式即为正规部队含有游击成分的运动战,并非人们一般认为的单纯的游击战。

抗战中,朱德和卫立煌之间的合作,有不少的文章记述。但是,国民党的嫡系将领汤恩伯与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合作抗战、相交甚欢的佳话,却鲜为人知。

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重庆开县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1986~2005年,历任驻爱沙尼亚、芬兰、丹麦、新西兰等国武官以及联合国驻叙利亚、科威特、埃及、以色列等国军事观察员、联络处主任、地区司令等职。2005年回国,任广州军区装备部副部长;2008年起任总装备部科技委正军职常任委员,分管陆军武器装备发展战略。

  一、抗战之初
  
  第一二九师的作战方式实为含有游击成分的运动战关于运动战的概念,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曾作如下阐述:"所谓运动战,就它在军事上的精义说来,应该是叫'机动战'.一般是使用相当大的数量的正规军队来进行的。因为军队数量比较大,就必须有协调各部在单一意志之下行动的统一指挥。正规军队进行的机动战,就是指挥军队在战斗之前、战斗之中和战斗之后的移动,求得造成便于使用武器的地位,并且利用已得的战果,发展到完全消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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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蒙同志任驻外武官期间,对促进我国对外装备技术交流做出突出贡献,曾获得丹麦、芬兰、爱沙尼亚、埃及等国多枚勋章。作为我国首位联合国维和部队地区司令,他直接指挥过美、英、法、意等多个国家的维和部队,对世界各国陆战部队的发展现状和趋势都有直观而深刻的认识与研究。

  假使敌人在动作中造成不利于我的战斗条件时,那我们就引退到适当的地点,以求避免其突击,且就此抓到有利的条件。"而对游击战的概念,刘伯承将其概述为:"所谓游击战,是使用小的队伍,少至几个,多至几百人的队伍,在敌军后方活动的。这些队伍的组成,无论是正规军派出的或是由民众政治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或者是由这两种混合组成的,通常是在敌人的后方,特别是在广大民众拥护掩护之中,袭击或伏击敌军,破坏其交通与辎重。其动作方式是机敏灵动,出没无常,尤其小队伍在敌军后方活动紧张情况之下,要求游击队长机断专行,独立自立地决定行动。"[2]

1937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20军团总指挥汤恩伯率第13军入晋作战后,因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能战,两支军又驻地相邻,于是常与刘伯承电话联系。

太行山,绵延400余千米,地势险峻,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古人云:“得太行者得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 70年前,八路军129师在师长刘伯承的率领下进击太行,经略中原,以巍峨险要之地势,舍身取义之信念,河山换尽血流红之气概, 在太行山筑立起钢铁般的“天下之脊”。自此,一出出经典的抗战大剧拉开了帷幕。

  按上述概念判断,抗战之初山西战场的第一二九师与日军最初的几次交锋,如奇袭阳明堡机场、七亘村伏击、黄崖底伏击及广阳伏击等战斗,均为正规军队含有游击成分的运动战。

刘伯承率第129师初到娘子关附近待机时,手下一个团扎营未稳,在七亘村附近突然遭到日军夜袭,措手不及,受到损失,甚至一时与师部失去联络。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本刊记者走访了刘邓大军抗战时期创建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参观八路军129师纪念馆,并采访了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本期将为您展现刘伯承元帅在太行山脉抗击日军的作战实践与战略思想。

  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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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绵群山见证了抗日战争的光辉业绩,巍巍太行伫立着中华儿女的不朽丰碑。

  第一,从参战人数来讲,运动战要求人数较多,游击战要求较少。1937 年 11 月 7 日的广阳伏击战,我方参战部队为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主力,当时第一二九师的主力为九千余人,第一一五师主力为一万余人,两师的参战人数约为二万人,符合运动战使用军队数量较大的标准。夜袭阳明堡机场,以整个第七六九团为参战单位,虽然实施突击的人数为两个连,但算上该团担负牵制、警戒、支援等任务的部队,则参战人数在千人以上。正太线附近的七亘村、黄崖底等伏击战,情况大致也是如此。游击战参战人数较少,下限为几人,上限为几百人,而第一二九师与日军进行的阳明堡、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战斗,人数都在千人以上,突破了游击战的人数上限。

汤恩伯得报,立即打电话给刘伯承,半真半假地说:

全民族的抗战

  第二,从参战单位的性质来看,运动战要求为正规军,游击战要求为正规军派出的或由民众政治斗争发展而来的小的游击队伍。阳明堡机场之战的参战单位为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七亘村伏击战的参战单位为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黄崖底伏击战主要参战单位为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广阳伏击战参战单位为整个第一二九师,这些参战单位不仅均为正规军,而且还是正规军的主力部队。如上述的第七七二团,其前身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下辖的第九十二师,该师十年内战中曾在川东创下一个团击溃对方两个旅的光辉战例。[1]

“我们几万人都顶不住日军进攻,你们只一旅兵力,撒在百里战线上,如何能敌?我看还是回撒为妥,只怕游击战对付不了日本人。”

记者:刘将军好,感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现在对抗战有些说法,比如“国民党死了200多个将领,共产党只牺牲了1个高级将领左权,抗战是国民党打的……”您如何看待这种问题?

  由此可知,抗战之初第一二九师与日军的几次交锋,参战部队的性质为正规军而不是由正规军派出的或由民众自发组织的小股游击队伍。

刘伯承没有和他争辩,只是回答说:“游击战行不行,且待一时再议。”

刘蒙将军:我一直持一种观点就是,抗战不是国民党的,也不是共产党的,而是中国全民族的抗战,是整个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国共之间存在配合、默契、矛盾和斗争。初期我们的游击战配合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作战,1940年以后,由于我抗日根据地的逐步发展,渐渐成为抗日的主要力量。

  第三,从指挥方式来看,运动战要求有协调各部的统一指挥,游击战则要求游击队长的机断专行。抗战之初第一二九师与日军的几次交锋,由于每次战斗,均有警戒部队、预备队等部队,所以涉及到各部队之间的协调问题,这就需要协调各部的统一指挥。事实上,这几次战斗都是由团长、旅长甚至师长刘伯承对各参战单位统一指挥,而不是由某支游击队队长独自决定本队的战斗行动。如 1937 年 11 月 2日的黄崖底战斗,刘伯承亲自在战地附近的山顶上担任现场指挥。

没过多久,刘伯承先后两次在七亘村重叠设伏,连挫日军辎重部队;接着,又在黄崖底伏击日军昔阳支队,又大获全胜。八路军第115师也在广阳设伏,杀敌千人。这些战斗,都是典型的游击战。

记者:您如何看待蒋介石这个人和他的智囊团?

  因此,从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概念来看,抗战之初第一二九师与日军的几次战斗,满足运动战的标准,不符合游击战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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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回顾抗战之初,得出一个经验教训就是蒋介石政府一味躲让,日本人野心不断膨胀。日本人自己把铁路炸了,赖在中国人头上,接着占领沈阳、吉林、长春三个城市。当时国民党人包括张学良要与日本打,但被蒋介石按住了。结果日本人把整个东北都占领了。之后,张学良又要反击,但蒋介石又说东北本来就是满州人的,给他们算了……就这么一个结局。

  另外,在《论游击战与运动战》一文中,刘伯承将运动战基本原则的第二条表述为:"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来突击敌人这一弱点。"[2]在总结抗战之初与日军几次交锋的经验时,刘伯承指出,在阳明堡和七亘村两次战斗中,因未充分遵循上项原则,即未"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来对日军进行突击,而造成战斗的遗憾,在这两次战斗过程中,战场预留的"预备队结果未使用上,诚为可惜".[3]

汤恩伯得报,终于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刮目相看,愈加钦佩刘伯承了。

蒋介石用过的五任德国军事顾问都很有名,我认为比较有能力的是第五任法肯豪森将军,一个很务实的军事人才,给蒋介石提过很多好的建议。

  由此可以看出,刘伯承对上述几次战斗所作的总结是按运动战来总结的。据此也可认为,这几次战斗的作战形式总体上属于运动战。

对日作战的战局稍微稳定后,汤恩伯便打电话邀请刘伯承到总部所在地榆社一晤。刘伯承欣然前往。当汤恩伯听说刘伯承来了时,他亲自到营门迎接。

法肯豪森对日本军队及其军事战略做过深入研究,他针对日军的进攻方向和战略部署,提出:日军集结兵力不仅要占华北,还要打上海,继而沿长江而上,将中国切成两段,最后占领中国全境。但当时蒋介石完全不听。所以后来上海丢了,接着是南京。日本人果然溯江而上,将中国切断。

  第一二九师在此一短暂时期的运动战,与中共中央于 1937 年 8 月在洛川会议上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并不矛盾,此说之根据为:
  
  其一,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将游击战作为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主要作战方式,此一决定是着眼于整个抗战时期的形势而作出的战略决策。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即认识到此场战争的残酷性和长期性,以此将战争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防御、相持及反攻。根据各阶段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确定在防御和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抗日军队的主要作战方式为游击战,当然也并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其二,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教条执行洛川会议确立的作战方针,而是根据战场变化加以调节修整。1937 年 9 月 25 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该胜利在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及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等方面均有较大的积极影响。另外,在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期间,红军作战比较多地采用运动战,红军广大指战员当时比较习惯于运动战,因此向游击战转变需要一个过程。

两人长谈整日。

法肯豪森提出:“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这就是后来的花园口决堤,蒋介石认为这条建议花钱不多,又容易实现,就采纳了,没想到河水不可控制,淹没了很多村庄,死了很多老百姓。所以说,抗战中蒋介石确实是起了很多消极作用的。

  根据这些情况,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甫进入山西抗日战场的八路军的作战方式进行调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1]

汤恩伯听刘伯承讲游击战术,听得点头像鸡啄米,最后说:“听刘将军一席话,受益匪浅。”

蒋介石这个人小计谋很多,但大的战略看不清楚。比如到重庆后,为得到美国援助,找来美国顾问,可又只顾小利不谋大局,在远征军问题上与史迪威矛盾很大,影响了入缅作战。

  1938 年春,日军为进行徐州会战,将华北的主力抽调南下,造成河北、山东等平原地区兵力空虚,中共中央及时抓住这一时机,作出将山地游击战扩展为平原游击战的战略决策:"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2]

刘伯承离开时,他回赠了八路军第129师一批机关枪、步枪和子弹。

史迪威提出入缅作战的积极防御思想,他大加赞扬,在重庆誓师大会上引用了积极防御的思想,但一到真动兵就不干了,消极防御使仰光失守。

  抗战进行十个月后,毛泽东根据战局的实际情况,复将八路军的战略方针修正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3]1937 年 11 月 8 日太原失陷后,毛泽东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及时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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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八路军的合作也一样。虽说国共合作抗日,但蒋介石又怕共产党拥有更多部队,所以满打满算只给了6个旅的编制,也就是3个师(115师、120师、129师)。这么一点部队能打什么会战?所以共产党开始根本没有力量与日本大规模作战,只能以游击战配合主战场。

  11 月 9 日毛泽东给八路军规定新的行动方针:"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要义。"[5]

正是因为受到刘伯承的影响,汤恩伯以后在对日作战十分重视游击战。后来,他还和叶剑英在一起在湖南南岳举办了多期游击训练班。

记者:纪念抗日战争胜利35周年的时候,张震副主席说:“《论持久战》和《抗日战争中游击战战略问题》两篇文章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后一篇在军事工作中指导意义更大。”您能讲一讲这篇文章的形成过程吗?

  11 月 13 日,第一二九师在山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指示,确定该师今后的任务为"迅速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即"从红军时代以运动战为主,转到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6]

但是,由于蒋介石的“融共反共”政策,国共将领团结抗战的蜜月期,终于于1939年12月结束。对此,汤恩伯后来还是由衷地说:“共产党中有不少高人,小看不得!我看抗战胜利,离不开他们的精彩作战。”

刘:这篇文章源自《洛川会议决议》,经过修改后编入了《毛选》,洛川会议制定了我们抗战军事斗争的战略原则。

  此后,第一二九师开始实施战略展开,主力进行分兵,1937 年 12 月,由第七六九团抽调 1 个连组建汪乃贵支队;1938 年 2 月,以教导团两个连为骨干组建先遣支队。自 1937 年 11月到 1938 年 4 月,第一二九师共分遣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到各地开展游击活动,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此可知,第一二九师是在石拐镇会议后,才开始广泛组建游击队,在敌后进行广泛的游击战。另外,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战史》一书中,将 1937 年 11 月至 1938 年 10月这一时期称为第一二九师的大发展和根据地的创建时期,在总结该时期的工作时该书写到:"及时地完成从运动战到游击战的转变"[7],如果把这一时期视为运动战向游击战的转变时期,那么在此之前的作战无疑应为运动战。

但是,抗战胜利后,刘伯承和汤恩伯却变成了敌对阵营,多次在战场上对阵决战。当年团结御敌的抗战佳话,从此变得暗淡无光,成为了没有续集的历史。

记者:您能不能具体讲一讲?

刘:1937年在洛川会议召开前,父亲和他的政治委员张浩,就抗日战争军事问题,一起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其中建议“我军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时机的运动战,尽量避免与日军阵地战”。毛主席对这封信中的军事观点非常满意,并责成父亲说服与会同志接受这一军事观点,从而形成了《决议》。父亲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这一决议指导了我们的军事斗争。

记者:抗战之初,虽然八路军是配合国民党打正面战场,但129师还是打了很多著名的战斗,请您概括地讲讲?

刘:在抗战中,父亲有很多战例十分精彩,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军事工作的人学习。在作战方面“谨慎”、“多谋”、“精确”,应该是他的特点。

经过正式谈判以后,国民党帮助安排了路线、时间、地点,让共产党3个师进入山西驻地。为了不被国民党方面干扰,更不让日军刺探到我们的军事机密,父亲很谨慎,完全没有按照蒋介石安排的路线进驻作战区域。

师进驻太行地区以后,五战五捷,奇袭阳明堡机场、七亘村伏击战、长生口伏击战、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歼灭战,开辟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其中神头岭伏击战是抗日战争初期歼灭日军最多的一场战斗,两个多小时歼敌1500人,击毁40多辆卡车和山炮。日本的报纸惊呼“由中国人称为神机军师刘伯承指挥的这场伏击战,是支那一流的游击战术”。

七亘村伏击战,在同一地点两次伏击增援娘子关的日军。时任太原会战司令卫立煌曾多次抱怨八路军“游而不击”,父亲连夜派人冒雨给卫立煌送了在七亘村伏击战中缴获的日本高级军官的佩刀,意思是告诉他,“你的娘子关没守住,我们的游击战在七亘村还是创造了奇迹的。”

提出“敌进我进”,壮大了我抗日力量

记者:刘帅关于“敌进我进”的理论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刘:那是1940年,在黎城召开的会议上,父亲提出了太行抗日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敌进我进”。1940年日军开始“扫荡”,主要想扑灭共产党的抗日力量。日军的“九路围攻”给我方带来较大损失,所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军各部队分期分批整训。129师的整训之一就要使部队适应完成“敌进我进”任务,包括如何发动群众,在敌后建立由武工队和游击队组成的“游击集团”。1941年5月发出“敌进我进”命令,大量部队进入敌后,这一做法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

“敌进我进”主要是针对敌人的报复性“扫荡”,父亲采用了“内线策应,外线突击”的策略,指挥军民进行有力反击。

当时反“扫荡”是解放区战场敌我斗争的主要形式。他认为,针对日军的“囚笼政策”,对日军的“蚕食”不能一退再退,应该敌进我进,像打磨盘一样,应摸敌人的屁股打。

“敌进我进”就是不与敌人在内线硬打硬拼,而是以主力转到外线击敌侧背,打敌基地和交通补给线,迫敌回援和撤退。采用这种办法,129师取得了太行区1942年春夏两次大规模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从1943年开始,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普遍运用“敌进我进”的方针开展斗争,组织了大量“武工队”深入敌后,配合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取得了重大战果。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做法。在当时,这种提法与井冈山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是相反的,所以说父亲在军事上是很敢说自己的想法的。后来到延安见到毛主席,主席跟他说:“你们这个‘敌进我进’搞得好!抗击了敌人,壮大了我们。”“百团大战”之后,冈村宁次在其日记里写到,“我们以65%以上的兵力对付共产党,以35%的兵力对付国民党。”

讲一点儿《孙子兵法》,帮助理解八路军的抗战。孙子的“胜不可为”是其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先求不败,在不败的过程中摸索与敌人斗争的规律,寻求方法因势利导,从而获胜。父亲就是这么做的,所以说“敌进我进”是八路军抗战的一个重要步骤。

总之,“敌进我进”这一战略举措,不仅有效打击了日军,而且壮大了我军。129师出征时九千多人,走出太行山时三十多万正规部队,七十多万地方部队。说到底,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壮大是在斗争中斗出来的,是靠我们实施了正确的战略举措,发动群众、扎根群众得来的。

“扫荡”与反“扫荡”

记者:日军1942年对太行山的“五一大扫荡”,重点攻势是太行山南部129师师部,刘帅率部四昼夜艰苦奋战胜利突围。冈村宁次评价说,“此次‘扫荡’唯有一个‘刘伯承集团’没有受损,日后定当多加注意。”请您讲讲当时的情况? 据说当时日军一万五千多人,而刘帅只有两千人?

刘:父亲在指挥反“五一大扫荡”时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准备得早。他派出的侦察分队5月初就报告,日本小分队化装成中国人分组配翻译进行训练,父亲判断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即将开始。6月9日日军开始行动,而父亲在5月21日就让部队完成了准备工作,开始转移。日军以为八路军的司令部还在原地,当然扑个空。

第二个特点是对日军的“扫荡”战术有充分的分析。日军对八路军的“扫荡”使用的战术是“铁壁合围”,父亲对日军这一战术有详细的分析和周密的对策。

日军“铁壁合围”是对袭击目标进行第一次包围,如果发现八路军有突围的情况,紧接着实施第二次包围。父亲根据日军出兵的不同方向,在地图上标了不同的“利害变换线”,同时对突围也有上、中、下三种方案。上是找到敌人合围的最后缝隙,在敌人接近变换线时跳出去。中是用小股部队袭击日军,制造缝隙带领司令部机关跳出去。下是一边打,一边向深山里退。整个抗战中,父亲从未失过手,每次都能带机关部队跳出日军的“铁壁合围”。

父亲打仗的特点是谨慎、多谋、精确,这也来源于他勇敢、镇静、周密思考,重视侦察工作。为准确利用“利害变换线”突围,他经常亲自到阵地上观察敌情。李聚奎上将曾回忆,在与日军作战时,刘师长为了观察地形,经常亲自到前线阵地上去,有时候近得连日军的胡子都能看见。所以可以说,父亲的运筹帷幄来源于知己知彼,来源于对战场态势的正确感悟。

年抗日烽火如火如荼,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给他过五十大寿,以鼓舞振奋军心。当时朱老总评价他“智、信、仁、勇、严,有古名将风范”。陈老总评价他“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博闻广识

记者:刘伯承元帅是家喻户晓的常胜将军,在人们眼中都认为他是一个军事天才。您所了解的刘帅是怎样开展军事战略研究的?

刘:现在有些影视作品喜欢把将军写成“爱发脾气,爱骂人,喝了酒,一阵厮杀,仗就胜了”,实际不然。大军事家吴起说“总文武者,军之将也”。父亲的制胜谋略和克敌妙法,来源于他对战争理论的研究和博览群书、学识渊博。

抗战出征前夕,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现在要读的书是《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决议》、《社会科学》、《辨证法》、《经济学大纲》……”父亲常说:“打仗要多用脑子。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还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

此外,他还十分注重对部队进行军事理论的培养。在辽县时,在一间窑洞似的房子里,父亲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伏案疾书,常常是彻夜不眠。在短短的十个月中,他撰写和翻译出一系列关于游击战的最新论著和译作,大概有近10本。

父亲从事翻译工作也有一个特点,翻译词汇与实际意思紧密相联,比如说“游击战”,英文是Guerrilla War,最初被直译作“黑猩猩战”,中国人看不懂。父亲根据游击战的特点,高机动性作战和突然进攻,又根据《史记·李广传》中“李广擅游击”,恰当地发明了“游击战”这个词。

父亲是一个军事理念领先,又从实际出发的军人。1933年红军通信只靠送信的交通队,父亲当时从军委总参谋长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到瑞金(任总长、红大校长、卫戍司令)工作后,建立了司令部系统,一局为通讯局,通讯局下设有三个处。他曾指出“不建立司令部系统,军队就无法发展壮大”。他主张“治军先治校”,今天军校的水平,就是明天军队的水平。

记者:刘帅的很多军事思想很超前,值得我们现代人好好研究学习。他是如何把这些理论推向军事训练和作战中的?

刘:实际上父亲很能接受现代化思想,尤其对军队建设,他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想法。建国之初,他主动请缨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的高度赞赏。父亲全身心投入军事教育,并向主席提出了“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的“三化”建军思想,编写了我军第一部《战役法》,为我军培养了一批善于指挥各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员。

父亲也十分注意抓好实兵演习这一环节,反复强调这是和平时期提高指挥员训练水平的有效途径。在南京军事学院设立了教导团,请南京军区一支部队,为军事学院教学提供实兵演习训练。1951年1月南京军事学院开学,当年6月就组织了临淮关演习,这是我军第一次大规模、多兵种联合江河进攻战斗实兵演习。1954年11月在山东又组织了当时最大规模的,集团军由进攻转防御,司令部带部分实兵联合军演。

上世纪80年代,我在组织父亲的传记采访中得知,由于当时这两次演习是首次合同作战演习,一些潜伏的国民党军人以为是美国支持下的反攻大陆开始了,出来配合,结果被演习部队抓获。

此外,在军事学院的教学中他倡导“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的原则。学员先学习基本知识、理论概则,打下基础,然后通过图上作业,现地作业,以致实兵演习来提高战术水平。

父亲在主持军事学院工作期间共培养了4000多名学员,特别是战役系52名高级干部完成学业,这些学员在抗美援朝战争和我军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建设中都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以联合牵引军队现代化建设

记者:刘帅不愧为一位具有深厚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军事教育家。那时他提出的“合同作战”是不是和我们现在说的“联合作战”差不多?

刘:从军事角度讲是不一样的。“联合作战”,西方人用的是Joint Operations这个词,俄罗斯称“协同作战”(Cooperative Combat),俄罗斯强调的是部队之间互相协同,还没有到“联合”这个程度。所以父亲琢磨很久,最后译成“合同”,“合同”这个词也是他创造的。

建国之初父亲提出“三化”,即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他的思路是以联合牵引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这一点和美国欧文斯(William a.owens)倡导的“新军事革命”有些类似。“新军事革命”就是一场以一体化联合作战为牵引的军事革命。所以“合同作战”问题的本质就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合同标准,才可能实施合同作战,否则你一套我一套做不起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当时他抓这个事是没有错的。

合同作战是兵种之间的,联合作战是军兵之间的,—体化联合是各军兵种在同一体系下的深度联合,现在美军又提出了“一体化作战”。从英文角度讲,合同对应Combined,联合对应Joint,一体化对应Integrated,一体化联合对应Integrative Joint。

现在有说法称美国的“新军事革命”就是“信息化”,其实美国“新军事革命”中就没有“信息化”这个词。美国每年对中国都有一个“军力评估报告”,谈到中国的“信息化”,一直用拼音字母,认为中国人翻译的Informationize这个词不可理解。欧文斯在他的《揭开战争迷雾》一书里写道“新军事革命就是一体化联合作战和蕃篱思想的斗争,最终实现了一体化联合作战”。他还说,“科学技术发展是推动新军事革命的动力,而发轫是思想观念的更新——接受一体化联合作战的理念。”

父亲倡导的以联合牵引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理念是很有前瞻性的。如果不联合作战,各军兵种就无法取长补短,发挥其最大效益,也无法对付全谱威胁。联合作战是目的,信息化只能是手段,不抓纲,只抓目,一定会把“信息化”搞成换计算机、换通信设备、换大屏幕。

记者:再次感谢刘将军的精彩讲述。素有“神机军师”之称的刘伯承元帅在抗战中运筹帷幄,演绎了许多令人拍案叫绝的经典战例。

夜袭阳明堡机场,神头岭引打援敌,七亘村重复设伏,长乐村巧用利害变换线、机动中分割歼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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